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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东宁说:“我不能否认“红二代”的身份给我带来了荣耀和光环,但就是这个光环,反而是自己的每一行更谨慎。”
年5月19日,八路军129师第二旅长孙继先的子孙东宁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谈及父亲对整个家庭的意义和影响。 新京报记者周岗峰摄
人物略传
孙东宁( 63岁)是八路军129师山东纵队第二旅团长孙继先的儿子,解放军总参谋部辞职了。 其父亲孙继先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第一代司令官、济南军区副司令官。
关于抗战
两个姐姐在战争中遇难了
新京报:爸爸经常向你提出抗战吗?
孙东宁:他很少提到,可能心里有伤。 抗战期间,他的长女,也就是我姐姐被日军杀了。
新京报:当时是什么状况?
孙东宁:那是1941年,百团战争刚结束,我父亲在山东省“扫荡”,正好我姐姐出生,部队行军不能带孩子。 只能放在莒县的老乡家。 后来汉奸告密,老乡和姐姐被带走,我父亲被莒县的地下党抢走了钱,姐姐被鬼子杀了。 他很羡慕,宁可我妈妈很强。
新京报:你妈妈当时是什么表现?
孙东宁: 1942年县蒙山区搬迁时,母亲分娩不能走路。 当时鬼子正试图赶上。 情况危急,她打算从士兵手里抢两枚手榴弹,和鬼子一起死。 幸运的是,当时的卫生队长下达了死亡的命令,让士兵救了母亲,生了我的第二个姐姐。 很遗憾,第二个姐姐1949年随着军队南下时在宁波被国民党的飞机杀害了。
新京报:爸爸的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
孙东宁:比较大的影响是我们对军人肃然起敬。 我和另外四个兄弟姐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并当兵的。
军人的感情
我当兵一点儿父亲的光也没有
新京报:作为你父亲,你当兵的时候会被照顾吗?
孙东宁:父亲对我们严厉,他最讨厌带着关系走出后门。 说内疚的话,我当兵对他一点也不体面。 我是总参谋部的测绘兵,分新疆边境绘制军事地图,一个人呆了将近十年,没人知道你是谁。
新京报:在边境当兵,很严格吧?
孙东宁:测量部队条件极为苛刻,最高上过海拔6000米多的雪山,都是无人区。 1974年,我们的测绘兵连续28小时在雪山上行走。 测绘兵在不同的位置,有人出事开枪,我倒在山顶上,手枪的扳机不动。 我幸运地被附近的战友发现而得救了。
爬雪山,过无人区,在沙漠里喝自己的尿,经历过任何痛苦。
新京报:这些遭遇你爸爸以后知道吗? 你觉得他怎么样?
孙东宁:我父亲知道也没说什么。 他常说革命的意志是辛苦吃的。 想想抗战时期的人民。 那么困难把粮食贡献给八路军,士兵吃这些苦是什么?
新京报:在你眼里他是什么样的人?
孙东宁:严格,勤俭。 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担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不去招待所,只能在家吃饭。 他说招待所是公家的,客人是咱家的,不能去公家吃饭。
那时他一个月工资300元左右,西北有300元的地区补助金,合起来很高。 他觉得真的太贵了,自愿降低工资,砍了自己地区的补助金。
另外他很豁达。 1990年他去世前,在病床上和我们开玩笑。 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全信不疑,死了。
关于日本
亲人不得在日本企业上班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抗战剧怎么样?
孙东宁:现在是很多抗战电视剧,不尊重历史。 手是鬼子,胯间是雷,八路军没有百毒入侵,战争就像开玩笑一样。
新京报:你认为开玩笑般的“抗战神剧”会带来那些问题吗?
孙东宁:我觉得我们推进出问题了。 其实日本人很凶狠狡猾,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 如果敌人像电视剧一样愚蠢,我们花了八年时间组建愚蠢的部队。 我们成了什么?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日本怎么样?
孙东宁:妈妈至今对日本人没有好感。 因为她的女儿被日本士兵杀了。 我记得2000年左右,我侄子学习了软件开发,在日本的企业实习工作过。 我妈妈强烈反对,我侄子在日企工作,感觉自己成了卖国贼。
新京报:现在看起来窄吗?
孙东宁:不。 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冷静地认识历史,他们是不允许的。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侄子也赞同,不在日本企业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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