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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书》到《蜻蜓之眼》,徐炳的艺术突破实验
特约记者墨菲照片提供/徐炳工作室
徐冰有很多身份:艺术家、策展人、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但这是他第一次当导演。那些支离破碎的碎片让人们质疑:徐炳变了吗?
“就技术而言,蜻蜓之眼与地球之书有关。所有的材料都来自于今天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包含的特殊信息。这些材料在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是极其脆弱的。”徐炳回答。
《乡土书》系列是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徐炳近年来最为暴露的作品。1月9日,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开幕的“语言馆”展览中,作品“乡土书屋”被放置在展厅入口处。各种未完成的角色磁盘、剪贴簿和与角色相关的衍生工具,包括手工书籍,都被放在凌乱的工作台上。中间工作台上一根从天而降的蓝线连接着两台相对放置的电脑,观众可以用这两台机器将角色转换成角色并进行对话。
然而,装置艺术不能满足徐炳的创作野心。除了参加“语言馆”的集体展览,徐炳还在新年伊始发布了第一部导演的电影《蜻蜓之眼》的预告片。在开场的高噪音视频中,人们在路边踢石头,然后画面突然转向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人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卡车撞倒——这些情节构成了预告片中的第一幕。
作为上海民生美术馆开馆第一年的展览,“语言馆”通过13位艺术家(群体)的作品为观察艺术与语言之间可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而徐冰则花了数年时间收集和整理了一套“标识文字”,并将其写入了一本读物。不管读者是什么文化背景,任何涉及当代生活的人都可以读这本书。徐炳在作品中使用的这种新语言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公共渠道。
徐炳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90年移居美国,一直在进行语言和语言结构的激进实验。他的著名作品《天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并进入了西方世界权威的艺术史教科书。然而,徐炳来到美国后,他先后创作了《新英语书法》和《乡土书》等。,他们已经完成了书面语言的实验。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这些源于古代文明的语言符号建立了新的公共渠道。他没有创造这些符号,而是重组了它们。建立跨越国界的公共渠道已经成为徐炳创作的基本技巧。在《蜻蜓之眼》中,他把自己的视角变成了当前文明的一个新渠道——网络监控。
四年前,我想拍《蜻蜓之眼》,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完成。在最近的一两年里,大量的监控视频已经在法律程序和互联网上公开。这部电影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拍的,没有一个演员是我们的演员。”徐炳告诉记者。在蜻蜓之眼的工作室里,近20台电脑一直在收集公共监控视频。半年多来,他的团队一直在从这些监控图像中一点一点地寻找适合该情节的图片。
这是一部没有演员和摄像机的电影,但是它有最多的工作人员,因为它来自所有公共频道的摄像机。徐炳从一万多个小时的公共网络监控视频中编辑了一部90分钟的电视剧。虽然被称为电影,但“蜻蜓之眼”的工作方法与电影相反。
作为导演,徐炳为这部电影设定了一个女主角——蜻蜓。蜻蜓有28万只复眼。如果每只眼睛都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摄像头,那么蜻蜓会带着28万个摄像头在路上飞,这些摄像头足以捕捉沿途的一切。女主角的名字是双关语。徐炳为这个故事设计了一条主线。蜻蜓是一个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人。她一直在接受整形手术,然后所有的故事都是根据现有的视频资料决定的。整容手术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徐炳选择了这个与票房无关的主题。毕竟,这是一部不能去电影院的电影。蜻蜓一直在接受整形手术,这与视频中不断变化的角色有很大关系。通过这样的情节设计,我们正好可以弥补材料中的技术问题。
对于这部还没有看完整部电影,徐炳想说什么?
“我说的是传统哲学、法律、道德等无法判断和解释的困境。当文明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是这样?这部电影描绘了人类历史的全貌。”徐炳说。传统戏剧电影的图片是人工制作的,而通过真实监控视频材料编辑的电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在没有监测技术之前,无论紧急情况有多令人惊讶,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徐冰认为,通过蜻蜓故事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些真实片段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历史视角,他可以告诉观众,原来的真实世界是这样的。
徐炳用他自己的艺术实验恢复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他给了自己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让每一个实验都独一无二。当徐炳第一次向人们解释“蜻蜓之眼”的想法时,许多人认为“从那些杂乱的视频中编辑一部故事片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预告片已经发布,这部电影将于2016年年中发布。去年9月辞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职务后,徐炳大胆开始了他“不可能的”创作之旅。(董明杰孙伟主编)
标题:从《天书》到《蜻蜓之眼》,徐冰的破界艺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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